在昨天五十万群众借着七一节日抗议送中条例后，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没有显示出任何消退的迹象。然而，由于整起运动已经达到了没有领导和计划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极限，它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按：英语原文发表于2019年7月2日）
自两周前我们报导的破纪录抗议活动以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为她的行为道歉，并无限期搁置了引渡条例。然而送中法案并未完全被撤除，林郑政权可以日后在对他们有利的环境下再度开启法案审核。因此，现在反送中运动面临的问题是：要怎么走下一步？我们怎样才能迫使该法案废除，整个运动的走向又对香港的未来有何影响？
由于反送中运动缺乏够格的政治领导，部分参与者开始采取越来越激进的行动，但如果没有一致的战略或政治纲领，这些行动不仅具有绝望的性质，而且倾向于过分简化和反动的“反中”和亲西方作秀手段。
在昨天的巨大抗议活动结束时，数千名年轻活动家自发性地强袭香港立法会大楼。然而，在成功突破各种障碍并占据立法会后，参与者们立即面对了他们没有政治领导的事实，突然意识到他们之中没有人真正知道应该在立法会内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要占领多久。
经过几周的街头示威后，反送中运动已经达到了没有领导和计划可以实现的极限。根据《破土》杂志记者丘琦欣报导：“（在抗议者们进入立法会后），关于是否留下或离开的辩论随即展开。有些人认为，为了解决关于引渡法案的僵局，利用占领立法会这个绝佳机会并持续留守是必要的，而另一些人则提醒所有占领者可能会被责以'骚乱罪'并面临长达十年的徒刑，或者继续占领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流血冲突”。在占领了一个小时之后，抗议者决定打道回府，结束整个一无所获的抗议活动。由于台面上缺乏清除纲领，香港政治陷入了真空，让一些抗议者甚至能够挥舞英国国旗和香港殖民政府旗帜！
香港示威街景。任何大规模抗争运动的领导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图片来源：Studio Incendo
任何大规模抗争运动的领导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群众的精力不是可以随意打开和关闭的水龙头。数百万人原意冒险与警察对抗的时刻是改变社会的罕见黄金机会，但要真正达到改变，群众的领导需要有一份清楚的计画。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运动的社会基础，以及他们正在对抗的政权。然后，他们必须提出进步的诉求和口号，以激励群众夺取政权。反之，如果领导们无法提供一致的策略，只是动员群众来发动一次又一次完全无果的示威，那么这个运动的能量也会嘎然而止。
显然，后者已经开始在香港发生，并导致少数参与者采取没有任何政治策略的直接行动。两周前出狱的学生运动家和香港众志发起人黄之锋，在推特上展现了运动领导们的盲目绝望如何导致了参与者们冲进立法会：
“我们已经试过了所有可行的策略。一百万名香港人在6月9日和平地走上街头，但在夜晚结束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却声明她将在三天内完成送中条例立法......闯入立法会大楼的抗议者们并非骚乱者。他们不是暴力的。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伤害任何人。他们想让政权听取香港人的声音，他们别无选择。我们已经做过一切尝试！”
发起了两三次大规模街头示威后就算是“做过一切尝试”了吗？真的没有其他方法来打击政府吗？其实黄之锋和香港众志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因为他们自己曾一度提出以总罢工来对抗送中条例的方案。当然，激进而强大的总罢工将是最好的前进方式。这将使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陷入瘫痪，对北京构成巨大挑战。由于香港是一个密集的城市，而且其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挺身参与抗议活动。我们可以预期，一个适当组织的总罢工，如果发起，将会非常成功。
这种基于阶级的方法需要涉及并组织大量群众参加工作场所会议和罢工投票，让总罢工在大多数人眼中具有正当性，不同于一小群人自行决定冲锋并捣毁立法会。最重要的是，总罢工将有可能激发邻近中国大陆特大城市工人的团结行动，这些大都市，包括深圳和广州，是中国的经济核心。这是因为总罢工本质上提出了阶级问题-这些问题也会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引起共鸣。这样的发展将立即改变局势，而且这一运动可能远远超过取消引渡条例，达成更广泛的诉求和改变。
的确，总罢工不是靠喊喊口号就可以达成的，它必须以严肃和一致的方式进行宣传才能取得成功。尽管如此，这是这场运动唯一可行的前进方向。任何说抗议者别无选择，只能漫无目的，没有计划地进入立法会，在升起殖民地旗帜后发现自己没有计画而匆忙撤退，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问题不仅限于战术问题。这与领导该运动的社运分子之间的主流政治倾向有关。黄之锋和许多其他主要社运人士政治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将“西方民主”视为他们的榜样，并试图向西方政府招手求得支援。三周前，他投书美国《时代杂志》请求外界帮助，并断言：“由于美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也受到与中国可能的引渡条例的危害，我相信华盛顿重新评估1992年制定的美国对港政策案的时机已经成熟。我还敦促美国国会考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应该做出类似的努力。“右翼共和党人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是此法案的主要赞助者之一，我们都知道他支持什么样的“民主手段”，也就是美国对为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实行军事干预。
早在2017年，黄之锋已在《纽约时报》上提出同样的呼吁，同时批评特朗普“令人失望的中国政策”，并谈论“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共同民主自由价值”。
除此之外，一群自称为“香港公民，自由先锋队（Hong Kong Citizens, Vanguards of Freedom）”的网民在《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媒体上发布了大约80万美元的广告，呼吁这些报刊具有影响力的读者们倡导香港议题。香港和引渡条例问题已列入即将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的议程，此一举动也被黄之锋赞扬。
14. Hong Kongers’ determination was on full display again when, within 11 hours, we crowdfunded over HK$6.7 million for newspaper ads ahead of the G-20 summit calling for the world not to neglect us.
— Joshua Wong 黃之鋒 (@joshuawongcf) July 2, 2019
部分抗议者们上周在西方各大国驻香港使馆外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许多呼吁这些势力应干预香港事态来对抗北京（尽管这类抗议活动规模与主要抗议活动相比微不足道）。今天，黄之锋甚至还发推文说：“我们感谢世界各国领导人，包括安倍晋三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提出香港人权问题”。
这些亲西方和亲殖民主义的言论，以及近来看似激进的立法会占领行动，两者背后的动机皆是出于自由主义者害怕动员工人阶级在阶级基础上实现他们的要求，以及自由主义者们最终希望维持资本主义现状的愿望。正如黄之锋所说，他们“尝试了一切”（在自由主义政治的范围内），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少数人士进行没有政治内容的表演，并呼吁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它们在香港的经济利益考量上干预香港情势。
至于抗议者在立法会内挂起英国国旗和殖民地旗帜，香港人不应该对这些图腾所代表的意涵抱有任何幻想。在英国统治的156年里，香港人比现在享有更少民主权利。当民主改革偶尔被提出时，英国殖民政权总是以“中国居民不尊重社会秩序所依据的主要原则”而回绝所有改革提案。工会组织被非法化，新闻言论则受到管制。今天香港极度有限的选举制度以及商界势力享有的特殊的投票权和影子委员会决定哪些候选人得以被提名等特权，都源自于英国殖民时代。英国无情地剥削了香港的华人，并将该城市作为自己帝国的贸易站。
对外国势力的央求，殖民历史的理想化，以及对立法会的漫无目的的占领...这些举动只能成为北京当局的把柄。中共政府可以利用它们在中国和香港群众前把这场运动描述为反动暴乱。反送中运动目前的自由派领导人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图片来源：Fredrick Li
今天，主导香港的巨型垄断和金融机构反对普选，并希望香港继续融入中国，因为它们的利润取决于这些安排。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部分参与百万游行的民众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们的民主权利而走上街头，更也因为在香港的一般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香港一半的住房租金每月高于2,500美元，也就是一般香港民众平均月收入的70％！香港的社会不平等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还严重。
香港缺乏民主不仅仅是中国霸权而造成的，而是香港超级富豪们有权保证工人们无法为了他们的利益改变香港。这些问题与中国大陆工人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缺乏民主权利，也面临着惊人的不平等和剥削。这些是香港人的盟友。唯一能够打败林郑月娥和习近平的方法，就是在集体基础上动员总罢工的力量，并呼吁中国大陆工人们加入他们在香港的阶级兄弟姐妹的行动，形成一个面对他们共同剥削者的统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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